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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美国教育家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当时学制(八四制)的不足,提出要缩短小学学制,延长中学学制,此后,通过教育界人士的调查和心理学家研究的成果, “六三三学制”在美国诞生了,并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迅速发展。这是美国人经过40多年的努力寻找到的一条教育道路,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
1922年效法美国制定的新学制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划分教育阶段,小学年限为6年,初中与高中分别为三年,其中中等教育是新学制的精髓。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但它却并非盲从美制,而是中国教育界经过长期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晶。六三三学制是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主张推广并确立下来的!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
“六三三学制”是适应时代而产生的,他在中国得以存在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顾及对中国的侵掠,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业的发展对劳动者提出了技术方面的要求。为了更好的发展工业,民族资本家要求兴办学校,为他们培养能适应机器大生产的劳动者。而壬子――癸丑学制不管学生和地方的差异,整齐划一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求,全国教育联合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希望通过改革学制来改良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第二,1918至1919年期间,大批留美学生回国,他们对美国新学制的宣传和实践,对我国学制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为了宣传新学制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有了群众基础;第三,“五四运动”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国人学习美国的热潮;第四,学制在美国的实践证明,它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规律,与留日学生相反,留美学生回国后的亲美倾向和对美国教育的宣传,可以看出美国当时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向先进文明学习,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必不可少的途径,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育的交流,虽然我们知道这种交流不是对等的,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对外交流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主要是向敌国或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美国在一战后的迅速崛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榜样,对正处于迷茫中的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机遇,迎合了中国社会的需求。
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97年7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的书香门第。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仕途”。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分别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举人,两个伯父都是光绪年间的秀才。父亲秉性耿直、倔强,文采出众,是村上私塾的先生。潘菽有兄弟5人,姊妹4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潘梓年、四弟潘美年、堂弟潘汉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潘菽6岁时开始在父亲开办的蒙馆里读《四书》、《五经》。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在新旧教育制度变革时期,他几经周折,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为三年级插班生。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年时期已阅读了许多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并深为先哲们的深邃思想所吸引。他尤其羡慕宋代哲学家朱熹的渊博知识,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朱熹一样的大学问家。他兴趣广泛,文章写得很好,还爱好书法、美术和镌刻等。在每学期末学校公布的红榜上,他的名字总是列甲等前两名。校长童伯章及后来他的大学校长蔡元培都很欣赏他的好学和多才,曾为他书写条幅相赠。
1917年潘菽中学毕业后,跳过两年的预科,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取了本科。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几年正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又值“五四”运动时期,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被捕的32名爱国青年之一。这场运动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之所以总欺负我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太弱、太落后了。而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1920年,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官费留学。基于“教育救国”的思想,加之此前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使他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决定去美国学教育。
1921年,抵达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不久,思想发生变化,转学到印第安那大学学习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在H?卡尔(Carr)教授指导下,于1926年完成了“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应聘到建立心理学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为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后晋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地区大学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调整为南京大学,潘菽先后曾任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校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直到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在大学任教长达30余年。
由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又鉴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六七十年来他在心理学上走过的道路,正像他自己所说,“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晚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心理学历程》的回顾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奋斗精神也堪称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劈波前进的一个典范。
潘菽开始接触心理学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他的第一位心理学老师是陈大齐教授。那时,中国心理学尚处于初创阶段。20世纪20年代,当他决定迈入心理学科学殿堂的门槛时,正是国际上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的时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使他感到,心理学还不大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这不但没有动摇他献身于这一门科学的意向,反而更促使他立志要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名实相符的科学。潘菽在美国学习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学期后转入生活费用较低的印第安那大学,在康托(Kantar)教授的指导下作了关于汉字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
1921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1923―1927年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26年在H.卡尔(Car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The influ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当时,中国现代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了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来改称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50年代中期前他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
30年代中国历经内忧外患,当时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还看不清楚,由此他陷入了彷徨,然而却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志向。那时,国内一些大学纷纷取消心理系,一些很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被迫纷纷改行。面对中国心理学可能夭折的厄运,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的同仁知所奋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仍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并要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来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抗日战争期间,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重庆的八九年中,他以很多精力积极投入抗日民主爱国斗争,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在此期间,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尤其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对心理活动的精辟论述,使他耳目一新。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为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用刚接触到的新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心理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应聘到建立心理学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为中央大学)任副教授,半年后晋升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东地区大学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调整为南京大学,潘菽先后曾任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校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直到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在大学任教长达30余年。
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受命参预接管中央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任南京大学(调整后的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1952年,参与了南京及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工作,主持院系调整时,考虑到仪器设备搬迁问题,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原址,这也是潘菽本人认为的他生平办错的第一件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心理学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一切照搬苏联,形成了对苏联的依傍。为此,潘菽一心想了解苏联心理学是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展起来的。
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之一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1957年,他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往返都路过莫斯科。潘菽很珍惜这两次机会,本希望通过会晤苏联心理学家和参观,好好向苏联心理学界学习,但他所抱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这期间,中国心理学的专业机构也作了较大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南京大学保留一个心理系,另按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设立了一个心理学专业。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担任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心理学会于1955年重新建立,他被推选为理事长。这两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80年代中期。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被聘为学部委员,是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心理学家。
1963年,他突发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医院。出院后养病期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心理学被诬称为“伪科学”,要“彻底砸烂”,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被取消。中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昔日被人们誉为“活雷锋”的他,一下子却成了“牛鬼蛇神”。他虽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仍遭到各种迫害。就在这种连性命都难保的情况下,他想的还是如何使中国的心理学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一次砸烂心理所的批斗会后,他悲愤而坚定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奋笔著书立说,以写检查为掩护,偷偷地写下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他后来在回顾中写道:“通过写《心理学简札》这项工作,我自以为明确了不少心理学中的问题,较明白地认识到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趋向,也比较明确了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基本上应该怎么办。我更加坚信中国心理学必须自力更生,自强自立,决不能再一味仰望于任何国家”。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在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10年中,他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
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他从事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的活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因而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他的女儿专门写信给他,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他回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寥寥数语,足见这位九旬老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潘菽这种高度的事业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中国心理学界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心理学界的圣人”和“一面旗帜”。正当他辛勤研究不断取得成果时,因患脑溢血病故,从而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时年91岁。
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生活的背景介绍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mén),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1962年1月,胡适从台大医院出院。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哀荣。?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然后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验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容忍异己的声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胡适认为,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胡适不提倡东方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他说: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胡适所发起的文学革命,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几个方面。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今天重温胡适的主要思想,不由得让人感佩不已!?
杜威(John Dewey)出生于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诞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由于杜威的家乡,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维蒙特(Vermont)州的贝林顿(Burlington),人民生活习惯,娴习于自治,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这些可以说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传统精神。
杜威小时候,就显得有点害羞,天资并不聪慧,但是,却好学深思,手不释卷,喜爱阅读,是大家所共认的一位书虫。他十五岁从贝林顿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为居家离维蒙特大学很近,加以父母的鼓励,就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在一八七九年完成学业。当时的维蒙特大学规模很小,那年跟杜威一起毕业的学生仅仅十八人。 凡是在维蒙特大学就读的学生,都得研修古典语文。他们都要学习希腊文,而且每个学生都要跟维大的每一位教授学习,因为除了工科的教授之外,当时全校只有八位教授。杜威在大学的前两年修读希腊文及拉丁文,西洋古代史,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第三年开始涉猎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地质学,动物学,进化理论;他尤其从当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 Huxley 1825-1895)的生理学教本中,获得不少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进化的理论、生物与环境的理论,在在都使他有不少心智上的激动。在大学课程的第四年,他才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人类智慧的领域;当时担任讲课的以哲学传授为主的泰锐(H.A.P. Torrey)教授,对杜威初期哲学思想的探究颇有帮助。 一八七九年,杜威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极想谋得中学教职,以发展他的志趣。但因他年纪轻,加以毫无教学经验,到秋季各校已经上课,而他的职业尚毫无端倪。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他一位在宾州南油城(South Oil City)担任中学校长的表兄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当时的月薪是美金四十元;一年之后转往贝林顿自己家乡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并继续研读哲学史,这时他认识了哈锐士教授(W.T. Harris)。
一八八○年以后,美国当时仅有的一本哲学杂志是《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哈锐士教授是该杂志的主编人。哈氏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颇深,是德国哲人黑格尔(Hegel 1770-1831)的信徒。在一八八二年,哈锐士接受了杜威第一篇哲学性的论文「唯物主义之形而上的假设」(The meta physical Assumpations of Materialism)。稍后,杜威又写了两篇论文,交由哈锐士发表。这三篇文章的组织及系统化的技巧很好,并不以内容见长;但是对一位青年哲学家而言,自己的论文能够刊登在全国唯一哲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上,是多么大的一种兴奋和鼓舞呢!
一八八二年的秋天,杜威向约翰霍布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申请教学奖助金,先后两次被拒,于是经由他大学时的泰锐教授以及哈锐士的鼓励,向他的姑姑借了五百元美金,开始了以哲学为主的研习生涯。当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Gilman)聘请了不少哲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本人对每一位研究生的学习都寄以关切,时时给予指导;而且上课时采取讨论的方法,富于思辨的气息,注重自由运思的精神,不受传统思想的约束,举行公开的辩论,凡此种种,使杜威有发展哲学见解的机会与环境。在杜威完成其博士学位后,吉尔曼曾亲自在办公室召见杜威,加以鼓励,并劝勉杜威不可过分手不释卷地孤独自处,并且给杜威留学欧洲的一笔补助费用。
此后,杜威在密西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哲学讲师。在教学期间,有一位以前曾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过杜威半年的毛尔斯(G.S. Morris)教授让出房子给杜威夫妇居住。杜威为了感念这位恩师,把他后来所生第三个儿子取名为毛尔斯;这个孩子聪颖过人,是杜威六个子女之中最具天赋的一个,不幸却因病夭折。丧子之痛对杜威夫妇的打击很重。
一八九四年,杜威出任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系主任。在这里,他跟他的妻子创立了名闻遐迩的实验小学;并从心理发展的见地,来勾画出教育的各项理论。一九○四年,因为实验学校的归并问题,杜威不表同意,遂辞职离去。他离开支加哥大学时,不知何去何从。他写信给当时心理学界权威詹姆士(William James),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希望获得一个教学的位置。经由詹姆士及杜威老友卡特尔(J. Mckeenl Cattel)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协助,为他在哥大师范学院谋得一职。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是杜威的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期,其间由于接触外籍学生的缘故,使他将教育的思想也能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地。尾野教授是一位日本的留美学生,曾受教于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日本,担任东京帝大教授,促成了一九一八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大的讲学。我国学人蒋梦麟先生也曾在美国受教于杜威,就近邀请杜威于日本讲学完毕之后来华讲学。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一九二八年,杜威曾经去了苏联;并到过土耳其,协助土国教育之改革;又到过南非、墨西哥等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廿六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仍从事著作,并热心于民本主义之阐扬。在他七十八岁时,还一度到墨西哥为苏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辩护,驳斥斯大林对托氏的指控。
杜威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在他的鼓励下,美国大学教师于一九一四年组织了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Th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四年之后又在纽约组织了纽约教师联合会(The New York Teachers Union),作为维护教师权益的一个有力组织,不仅消极地维护了教师的权利,而且积极地争取教育专业化的实现。
杜威曾在八十七岁时再婚一次。他与人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在他九十岁的时候出版。他一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委实令人敬佩。他九十三岁时(公元一九五二年)因肺炎去世,当时身体并不孱弱,心智情况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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