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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文明历程中的重难点问题

中国政治文明经历了由法治取代人治、由公民取代臣民的发展历程。在古代经历了由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由分封制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演变；近代以来，因列强侵略和欧美政治文明的影响，先进的中周人曾作了种种探索，主要是想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于战国，确立于秦朝，巩固于西汉，完善于隋唐，强化于宋元，到明清达到顶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一个复合概念，专制主义主要是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国最高统治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中央集权则是指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关系，强调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命于中央。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时两千余年，既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也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为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需要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周天子对此无能为力的局面给后世以深刻的历史教训。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国家统一，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法家理论为指导，借鉴商鞅变法成功实践，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最终消失，主要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外来影响的必然结果。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废除阻碍其发展的专制制度；政治上，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要求参政议政，废除专制统治。同时，西方列强入侵和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传入，客观上冲击了中国的专制制度，并为建立新制度提供了模式。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封建社会前期，如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政府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较广阔的范围内传播等。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封建社会后期，如经济上，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政治上，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思想文化上，专制统治阻碍了科技的创新和文化的进步。

2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演变：先秦之前以分封制为主；秦吸取西周实行分封制导致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混战的教训，实行郡县制；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导致王国问题；汉武帝设现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唐时设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局面；北宋派文官管理地方，解决了武将专权的局面；元朝在地方郡县制的基础上建立行省制度；明朝废除行省，设立三司管理地方。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一直存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但地方权力不断被削弱，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最终在北宋解决了地方分权(分权是加强中央权力的有效手段)的问题。

分封制、郡县制和行省制度，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有其相同的一面：它们都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在一定时期内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都对后世各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们也有不同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一是盛行的时代不同：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地方行政制度，盛行于西周；郡县制度和行省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度几乎盛行于整个封建时代，行省制度确立并盛行于元朝，对后世各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被分封的诸侯国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并且权力和地位可以世袭；郡、县则是中央政府属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行省只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中书省负责。三是在一定时期内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分封制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其消极影响是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郡县制和行省制度不仅在当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且经过后世的调整和补充，其积极作用愈益明显。

3 如何认识近代列强侵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西方列强为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和原料产地及商品销售市场，一方面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取大量侵略权益；另一方面，又扶持中国的反动势力作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来维护其既得利益，中国因此逐步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侵华主要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洋军阀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锁等基本史实。

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民族心理等方面。概括来说，第一，列强侵华造成中国近代日益贫困落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使中国经济发展失去独立性，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中国人民遭受疯狂剥削和掠夺，中国政府背负着巨额的赔款和外债，中国近代社会日益贫困和落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遭受严重破坏，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列强侵华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列强在侵华的同时，把西方的近代先进科技带进中国，西方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学说也随之传人中国，给中国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列强侵华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其主观动机并不是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因此，它们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相对于它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其在客观上的积极影响无疑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国家才能走上富强的道路。第三，列强侵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卑心理、盲目仇外(排外)心理、盲目崇拜物质文明心理、全盘西化心理等，这些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中华民族。

4 如何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一，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近现代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主要内容和目标，就是消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和实施民主的政治制度。营造民主的政治生活。为此，中国的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了不懈努力，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虽然出现过三次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机遇(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初步胜利后，抗战胜利后)，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艰难，中国缺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加之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百般阻挠和反对，以及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影响，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失之交臂。二是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建立新型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经验。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击日军的同时，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三三制”，调动了各阶级、阶层抗日的积极性，这就为后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三是中国***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的结果。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但因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与中国***并肩战斗，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不仅是新中国建立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也是成功实现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转变的基础。

第二，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国家性质、经济基础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从国家性质方面看：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新中国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经济基础方面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从代表阶级利益方面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66—1976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因“文化大革命”而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利于党和政府听取各种意见，作出科学的决策；有利于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形成对党的监督机制，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

第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相比较，虽然都属于代议制度的范畴，但有重大的区别：一是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前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后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二是经济基础和性质不同。前者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后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其虽声称“主权在民”，但不论采取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制度、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三是职权不同。前者是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以及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后者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四是与选民关系不同。前者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说明了人民权力的至高无上；后者议员一经选出后，选民无权罢免，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五是政党制度不同。前者是中国***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后者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的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组成、活动都受政党操纵。

二、世界政治文明历程中的重难点问题

1 正确认识古代雅典民主政治

第一，雅典民主制度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标志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发展达到了顶峰。

第二，雅典民主政治辉煌一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为应对激烈的竞争，防范外敌，争夺异邦的财富和奴隶，雅典统治者采取此种形式以集聚智慧与力量。其次，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小国寡民体制的产物。雅典三面环水，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公民出身多源自小农和小作坊主，且是军队的支柱，出身高等级的官吏必须重视他们的情绪和呼声。最后，希腊文明的成就还受益于许多客观条件：奴隶劳动、东方文化、地中海、古代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都影响了希腊文明。

第三，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有四个：一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这一特征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上是：①公民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③公民具有对官员和法律的实际控制权，他们通过法院实现这一权利，法院是属于全体公民的；④雅典公民“轮番为政”。雅典政治向全体公民开放。官职不再受财富和门第的限制。二是重视权力制约。雅典的民主制实行严格的权力制约，这种权力制约主要是城邦的公民集体对官吏的监督和制约。三是法律至上。雅典严格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雅典人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四是公民意识，重视和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责任感。由于任用官职不再受财产和门第的限制，人人皆可以为政，贵族和平民的对立状态终于消逝了，统一的公民集体形成了。

第四，雅典民主政治有着明显缺陷：一是少数男性参与，妇女无政治权利可言；广大奴隶受到压迫；外邦人不大可能成为公民；下层公民迫于生计无暇顾及城邦的政治生活。二是规定公民不得沦为奴隶，导致公民日益贪图享乐，四体不勤，还追随政客以图私利。总之，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因无法适应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被历史淘汰。

2 正确认识罗马法的演变与影响

第一，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贵族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制定的法律，锈刻在十二块铜表上发表，称为《十二铜表法》，它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贵族特权。保护了平民利益。二是从公民法到万民法。公元前3世纪中期之前，罗马法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公民法。它具有明显的狭隘性。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它逐渐演变成为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三是从零散到形成完整体系。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编纂罗马法，形成了法律汇编，统称《民法大全》，它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完成。

第二，罗马法对罗马帝国的维系和稳定起了主要作用：①为皇帝和元老院的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稳定了社会秩序。②它维护奴隶制度，保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巩固了帝国的社会基础。③它顺应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对公民平等权利予以理论上的承认，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以笼络上层阶级。④帝国还建立了大量自治市，把罗马法律和政治制度推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稳固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罗马法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罗马法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工具，奴隶被当做私有财产，没有任何权利，不能体现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罗马法对世界的影响深远：①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它不仅严格界定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阐明了相关法理，为人们提供了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依据。罗马法是现代欧洲大陆法系的基础。②罗马法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影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与胜利后制定的法律大都继承了罗马法中的基本内容与精神。在以罗马法的理论为基础制定法律文件的过程中，发展出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天赋人权”、“权利平等”等口号。③为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不列颠法系吸取了罗马法中的不少因素；西方法律如《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等都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甚至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也都源于罗马法。④罗马法对亚洲影响深远。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民主，都受到罗马法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和《继承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罗马法的原则。

3 近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7世纪中期一19世纪初期，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通过早期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其主要表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和反复，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美国在独立战争中，颁布《独立宣言》，制定1787年宪法，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颁布了《人权宣言》、《1791年宪法》，推翻了君主制度，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了《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等法律性文件。维护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

第二个阶段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其主要表现在：1861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基本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1861—1865年，美国经过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主政治制度，也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建立起德意志第二帝国，使德国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

第三个阶段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出现了民主政治与专制统治的两条道路：一是以英、美、法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道路，它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定型；二是以俄、日、德等国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道路。

第四个阶段为一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与调整。其主要表现为：美国通过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实现了经济危机的和平过渡，维护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和日本则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分别走上了法西斯专政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五个阶段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改革与问题并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犯。审判中，对德国法西斯制裁比较彻底。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采取包庇日本法西斯战犯的政策，导致一些日本法西斯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二是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三是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但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①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如麦卡锡主义的兴起。②社会危机加深，如毒品泛滥、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社会暴力等。③极右势力沉渣泛起。如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重新抬头等。

4 正确认识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

第一，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因各国的国情不同，其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在英国为君主立宪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使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内阁制、政党制等在这一时期的英国最先得到发展。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掀起多次议会改革运动，工业资产阶级获得参与政权的权利，人民大众逐渐获得普选权。在美国为共和政体：北美独立战争后制定1787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此后的美国南北战争维护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统一。两党制是美国分权制衡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共和政体的确立历程艰难：法国大革命中《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792—1870年，法国先后出现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直到1875年，法国共和政体才最终确立。德意志君主立宪制不同于英国：德意志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统一，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意志帝国颁布了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却体现出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第二，近代欧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有其历史进步性。主要表现为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法治取代人治；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缓和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合法斗争，这给无产阶级提供了组织和训练革命队伍的机会，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第三，近代欧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也有其局限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与实际脱节，广大人民群众并不能充分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强调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政治地位也不可能平等。因此，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我国古代，历朝都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请你回顾清朝以前的历史，对这一问题加以归纳整理

————再看甲午笔记之三1840年后，列强坚船利炮，屡屡破国掠境，中土狼烟四起。正当朝廷穷于应付、乱象丛生之际，前同治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气节凛凛义正词严，抛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孔子家语儒行解》）这著名的抗敌御侮、自强保种“秘密武器”，引来洋务派们捣蒜晃首叹息连连，一时间满地眼镜玻璃碎片……1988年，暮春时节，熏风又起。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决赛题目《儒家思想可不可以抵御西方歪风》。决赛的两只队伍——复旦大学队为反方，观点为“不可以抵御”；台湾大学队为正方，观点为“可以抵御”。唇枪舌剑的结果是——儒家思想，最终难敌西方歪风！复旦胜出。那时，面带菜色的我，也挤进学生宿舍那台唯一的黑白电视前，汗臭烘烘中，目睹了直播。印象中，温文儒雅的台大同学，在遗风尚存的对手口诛唾沫中，高接抵挡穷于应付，而致大败输亏。印象中，复旦第四辨同学口舌伶俐、援古讽今，嘴里龅牙，亦分外炫目，多年以后，总让人难以释怀——此君，乃今著名广告人李光斗李先生，目下正忙着践行“儒家思想”难敌拜金的“西方歪风”的当年论题。不论倭仁老成的迂腐，还是光斗同学青涩的机锋；不论台大学子论道般谦谦君子，还是复旦同学激辩中怒火难耐……百余年来，西风东渐时光荏苒，纵使鸣放自由，抑或万马齐喑，责任、良知和公义，驱策近代中国读书人，由屈辱、悲愤和自责自咎，爱深痛切，忧愤追怀，在文化心理层面，进行传统文化反思。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简单描述过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不妨端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即华夏民族在中国地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狭义而言，就是中华民族文明演化，而形成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从内容细分看，即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经学为基干，以带浓郁伦理色彩的朴素辩证法为灵魂，以《周易》为发散源的朴素直观之模糊性为思维模式，运思中强调实用，重视人生，以寓事实于价值之中为价值评判，以儒家“以礼节乐”、“化性起伪”为人文思想和社会价值观，以道家“弃智绝圣”、“见素抱朴”为文化态度和人生境界，以佛家“弃家出世”、“因果轮回”为人生道德和信仰教化，儒家修齐治平，佛道与世无争，知尊履卑，儒释道三教会通调和，构成特征稳定的独特政治、法律、伦理意识，社会结构建立于尊君——敬父——事亲为三大原则的宗法制度上，以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对于积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寥寥数语，难以概其纲要，万言而不及里。其“累”何在？“糟粕”究竟？也仅能蜻蜓点水，窥其浅表，谈谈感受认识。一是思维方式。象征和符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两个向度，《周易》的“观物取象”，奠定我们民族形象性思维的基调。以“象征”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拟人化，以直观综合为基础，注重从整体来把握对象，思维中象征性倾向强化，带有明显模糊性、随机性、歧义性、不确切性，促进了中国人个体体验、意会能力的固化，严重抑制符号化的抽象思维，从而堵绝理性主义的科学之思，导致主客不分，认知混沌模糊，最后干脆膜拜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而以古希腊哲学奠定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则以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注重认识活动的细节，沿着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路径，实现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固然追溯到希腊文明”（许倬云语）。黑格尔说：“谁把思想掩蔽在象征中，谁就没有思想”。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历史的巨大分野。所以，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开创了西方世界新的时代（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在我国却不知所踪——“火药”在西方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在中国的附加值就是过年时的爆竹；西方以“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建立殖民地，而在中国，则成为罗盘看风水。翻翻五千年中国文化典籍，满纸皆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这样说不清、道不明，而又故作高深、洒脱务虚的说辞，从中医的“辩证施治”，到国画的“散点透视”，云遮雾绕不明就里，总是“意会”，而不“言传”……拟人化的象征思维，心理移情后，延伸出审美意味，最后催生中国成为诗的国度——从帝王贵胄、士大夫，到村学野叟，举国知识分子皆诗人兼艺术家，浪漫主义治国，诗意人生。前段时间，央视有个片子《汉字五千年》，说的就是世界唯一象形文字的汉字，而汉字，则正好物化和诠释了中国人形象化思维方式。不知编导自喜之余，可曾汗颜？二是儒术独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三教九流”。“三教”即儒、释、道；“九流”，指先秦九个学术流派，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春秋战国时期，圣哲先贤，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思想解放，社会快速进步，其时宇内，谁有中华兴盛？其中墨、农等家学说，初具科学素养和实践精神。秦汉以降，帝国一统，先有“焚书坑儒”，后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禁一尊，万马齐喑。其后儒学独步天下，从此中国文化，成为儒家思想代名词，儒学成为治国工具，独尊而禁锢思想，诸子并峙，已成追忆。尽管先秦儒学、两汉儒学，以及后来宋、明、清历代儒学等不断变异，但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深刻的桎梏着中国——“复古、中庸”理念、大同思想、仁政、“学而优则仕”价值观、“和为贵”，以及“君臣父子”人伦哲学等等，虽都有相对合理和局部深刻，但究其本质上的哲学形态、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人伦思想等体系，是崇尚静态平衡、不主张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甚或追求“复古”与“倒退”。两千多年来，朝代更迭，江山代有，百废却难兴，社会创伤，只是轮回般复苏自愈。“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的一再重覆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产生”（ 黑格尔语）。民族进步乃至进化所赖以的创造力、创新性，在一次次重复破坏中，与日渐低，直至殆尽。严复说中国人“偏于外籀，于内籀能事极微”（《名学浅说》）。及至今日，我们尚且不能造出一辆性能优异、敢与列强并峙的汽车，还只得沉醉于两千年前都江堰的斑驳绿锈里，抒发“思古幽情”，并口水常溢地，看着人家获颁诺贝尔，而科技日新又新……三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也即黄土文明。中国人祖祖辈辈而至今，对土地片刻不弃不离，“乡愁”和“寻根”意识浓烈。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靠天吃饭、土里刨食的自然经济。这种小农式的经济基础，理所当然的滋生“保守、狭隘、内向”的小农意识。再由于农耕需要精细与忍耐，不需要攻击和冒险，所以较之于畜牧业和渔猎业，又缺少开拓和创新精神。“兴礼乐之政，享太平之乐”，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唐宋以降，文官体制兴盛，带来国人“阴柔”的文化性格与日复加。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明显的性特征，内敛文弱，趋于女性化，止戈为武而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最高境界。日人宇野哲人就说“中国国民是和平之国民，又是文弱之国民”，余秋雨也曾言汉民族历史上从未曾有扩张和外伐，事实确如。相反，农耕的中原文化，历史上所受到的几次大伤害，也系北方游牧的匈奴、蒙古和关外满人侵扰所致。上世纪80年代，有部很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曾提到国人引为自豪的万里长城，正是一个典型的防守、自卫符号，是我们民族心理内向、保守和怯懦的外在物化。不仅如此，相较于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黄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更是拙陋立现。以商贸业为典型特征的海洋文明，崇尚外向与扩张，衍生为殖民主义后，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由黄土滋养的儒家思想所主导，中国历来“重农抑商”，“仁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董仲舒语），极端排斥功利主义。特别是明清两代，一系列残酷政策，更严重摧残了江南丝织业、盐运业和金融业等为表征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其间大行其道的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等，更是粗暴扼杀《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为个体“人”的“人性”自觉自醒，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从未曾有过“个体”意识，更遑论“国民性”、“公民意识”？而没有人的现代化，又哪能遑论社会的现代化呢？农耕文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强势表现，使得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还未及昙花一现，就胎死腹中，历史的阶段发展，只得裹足而徘徊。四是特征稳定。中国地理环境自成格局，得此庇荫，几千年传统文化薪火传承、衣钵接力，虽有几次外来文化冲击，但最后外来者都被同化，基本保持了自有的稳定、延续。史上曾有三次大规模文化交流，一是汉魏时期，佛教东来；二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进，传教之余，传播了天文历算等知识；三是近代，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内容、规模空前，思想得以前所未有的解放。三次文化交流和汇融，我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历史单元的能动转换、自我调节，以其所具有的内在连贯性和稳定性，产生出了巨大文化同化和改造作用。比如传入中国的佛教，改变了其“活门（佛教徒）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规定，改造而为“事待君王、孝敬父母”，逐渐成为了社会宗法伦理制度之一，并在魏晋时期，奠定“儒、释、道”合一雏形，后来更进一步改造而为“中国式佛教”——禅宗；比如天文历算等，康熙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等，殚精竭虑，最后考证其出于《周髀算经》，“系出中土”而为中国既有的东西，进一步迷幻国人，强化了“中土本源说”；又比如冯友兰先生曾认为的曾国藩与天平天国之争，本质上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孔孟之道、纲常名教的传统文化，与以神权为政体、以基督教义为精神指导的西方文化的冲突，最后“东风压倒西风”；又比如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外来各种主义、哲学思想呼啸而至，到最后，仍然被改造而为“中国的”；及至后来“五四”，也难免救亡压倒启蒙，爱国成为主义，文化转向政治……一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气势，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令人瞠目咂舌。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曾三度入主中原：一是南北朝，一是元代，一是清。鼎覆柄移，中原易帜，而中原文明，反过来却完成了对这些民族的汉化改造，其结果不知是谁征服了谁。所以有人说“亡国而未灭种”，其理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薪火传续。明末“江左三大家”，把理学从“国家”论向“天下”论推进，顾炎武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天下”意，正是指“中国文化”。文化不灭，则华夏图存。遍览中外，纵横古今，除恒河文明外，孰有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超级稳定？尽管屡受巨大创伤，但文化重心，却能在自我拱卫中，逐渐南移——魏晋有“衣冠南渡”，宋时程颢送杨时归闽曰："吾道南矣"，及至今天，传统文化继承最为完整者，也在更南边的台湾（台湾因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其在传统文化的承袭上，更为纯粹和努力，以之刻意保持文化认同）……世易时移，沧海桑田，传统文化的内部机制，不断的进行自觉、自律和总结，同化外来文化，完成转换与自我调节，保持着超稳定性的固有特征。上述四者，即所粗略归结文化之“累”。 此“累”沉积，几千年负面糟粕，中土日渐衰危不振、贫弱叠积，及至甲午丧权辱国。而作为社会良知的“匹夫”们，则更有胸怀日趋逼仄、竞相沉沦之势。学者陈传席罗列历代文章格局，能从侧面，说明个中变异——先秦两汉之文志在宇宙天下，唐人之文如江河奔腾其志家国天下，宋人之文却开始多在一院一寺一山一水，明清之文转变为一室一斋花草美人，而今人之文，则更是败俗乱性、荒诞拜金……“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精英逐代式微，传统文化积弊日深。而春秋侠士刚劲之风，儒家“忠”、“孝”和“名节”等，后来却漂洋过海，在高丽半岛和东瀛开花，被主动认同为儒文化圈成员，并以“衣钵真传”自居。难怪陆秀夫跳海文天祥成仁后，腐儒味道愈渐难闻，日本人敢放言“崖山以后，已无华夏”，甲午之役敢自称“驱鞑子”的“王师”……近代以来，时局所迫，振衰扶危的文化自觉和使命，又使知识分子们，开始感怀忧虑，切肤于“文化之累”。此其中，既有鲁迅的国民性鞭挞，又有胡适之实用主义中庸调和，也有柏杨调侃式的自贱自虐，更有李敖愤青般狂骂怒号，再有复旦台大同学“狭路相逢勇者胜”……时至今日，文化考量渐热，国学之风又起，大有以之作为世风日下趋利社会挽救世道人心良药之势。竟至学术骗子，熙攘逐利满街行走，孔子脸谱被不断描摹，儒学思想被恶意引申，“孔子”一词，于今仿佛已不再指代某一历史人物，而改为某种价值符号。游谈无根的伪才子，以之自我装修、沽名拜金，则尚在情理，如若狰狞可鄙的“含泪”、“淡定”者流的别有用心，就大有再“累”之虞了！难怪杜维明先生一语中的——“当今研究儒家传统，更应当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划清界线”。历史，是读书人最后一块私家园地。而历史的追思，又往往给人启迪。如若无法回避历史的宿命，那么就得正视文化之沉疴。因此，对“文化之累”， 在现代语境中作上述反思，进行清点梳理，权托作甲午再读的悠悠思绪中，那可期重拾自信的文化希冀而已。

秦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度，分相权为三，加强皇帝的权利。

地方上废分封制，实行郡县。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文字

开通五尺道

修筑灵渠

销毁兵器

迁富民居咸阳与边境

修筑弛道

焚书坑儒

就这些了应该，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措北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赵匡胤为了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耗费了许多心思，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睡个安稳觉。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精通治道”，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匡胤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中央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夺”、“制”、“收”的办法，深刻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尖锐性。

当然，人们理解赵普所说的方镇，应当包括禁军将领同时又是节度使的那些人，自五代以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匡胤与赵普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就是按照上述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一、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自建隆二年（961年）春就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此，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当赵匡胤和赵普进一步收兵权的方计确定后，就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当参加酒会的人正在高兴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说：“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听了这话，都惊恐不安，连忙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一句话，赵匡胤就是怕将领们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当时，赵匡胤已控制着中央禁军，先发制人，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有向他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用地主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明白，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换取兵权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使将领们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即以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改组后的禁军领机构有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的办法，而把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这个被史家艳称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它是以强大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基本条件，赵匡胤就不能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斗争，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加快了中央集权的速度。另一方面，它是用经济利益换得的，这就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宋朝的阶级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阶级斗争比较激烈，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王朝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这样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职责分开。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遇有战事，统兵的将领大多临时委派，目的是要各方面互相牵制，割断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还大力整顿军队。五代时留下来的兵有几十万人，老弱病残者极多，此时加以裁减，挑选精壮者留军，限其兵额，注重训练，增强战斗能力。宋廷还根据“收其精兵”的政策，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军中的“骁勇者”，选送到开封，以补禁军阙额。这样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一举二得。赵匡胤还分析唐庄宗“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的教训，是“威令不行，赏赉无节”。因此，他坚决实行以法治军的精神，整顿军纪。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借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宋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大约有二十二万禁军，京城开封驻有十多万，外地驻十多万，以京师禁军是能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叫做“内外相制”。厢军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的选入禁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大部充役使之用，缺乏作战能力。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召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可以配合禁军作战。

从北宋军制上看，军权确实集中到皇帝手里，将领无法更换皇帝，地方无力反抗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是其极为成功的一面。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宋军事制度中还有许多弊病和弱点，也被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奉为“祖宗之法”，必然要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则是宋军制中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

赵宋王朝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同时及以后，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了调整，并设置了一些新机构。

为了同一目的，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正官、寄禄官，简称官。

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

一部分文官还带有学士、直阁之类，称为贴职，简称职，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官、职、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即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除少数机构外，大多只管理部分职务，甚至成为闲散机构，名存实亡。“三省、大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共治的行政体系。

宰相，宋沿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由于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是行政首脑。

参知政事，是副相，乾德二年（964年）设置，初期地位、职权都较低，以后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其职权。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政事堂（中书），唐代宰相的议事处，初设于门下省，称政事堂，后移于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宋沿唐制设置，正式名称为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习惯上仍称为政事堂。为免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相混，这里称以政事堂（中书），也常称为都堂、政府、东府，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的议事办公机构，但不再设于门下省或中书省，而是设于中，囊括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宋沿后唐旧制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为执政。

三司，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曾经几度分合），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政事堂（中书）和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次于执政。

三省，宋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但主要职权为政事堂（中书）所夺。“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尚书省，亦称南省、都省，除管辖职权不多的六部外，唯“集议、定溢、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等，以至“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

尚书省的六部中，工部几乎全成闲散机构；吏部、户部也只保留一部分杂务；礼部礼仪方面的职权被夺，除杂务外，“兼领贡院”，名义上还“掌科举”，但进行科举考试时，朝廷常另“遣官知举”，兵部还主管“武举”，“岁终以义勇兵、（弓）箭手、寨兵之数上于以及其他杂务；刑部除案件的最后覆审权以及下属机构的职权被夺外，其他职权还大体上保留。

九寺五监，其状况与六部类似，除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还保留其职权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直属机构，重要的有审官院、太常礼院、审刑院等。

审官院，太宗时设置，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任免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

审刑院，太宗时设置，为刑案最高覆审机构。

太常礼院，“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

在台谏制度上，有御史合及谏院两个机构。御史合“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隶此，为御史中丞副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此），察院（监察御史隶此）。另置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所辖之狱事。

宋初门下省有谏院，名存实亡。设有拾遗、补阙，又改为司谏、正言，但都不任谏职。后又一度设谏官、置谏院，不久又名存实亡，直到仁宗初年才正式置谏官，设谏院，成为制度。但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常常弹劾大臣。

宋之台、谏官，多取学术才行高者充任，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与台谏官互为敌垒的事，在北宋经常发生，弊病也就随之而来，宰相要有作为就困难了。

从宋初的中央官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上述精神，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于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乃改全国为十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等，以后又有增加。

各路大体上有四个机构。

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握一路财赋，运往开封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也督察地方官吏。

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原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独立出来，主管一路刑狱“及举刺官吏之事”。

帅司，即经略安抚使司、安抚使司等。北宋仁宗时，西北沿边及广南诸路设有经略安抚使，河北路设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事”。

仓司，即提举常平司。宋初置常平仓，属转运使司，神宗初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

路级官员在节度使治所大藩府之上，漕、宪、仓司因其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之责，通称为监司，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成为镇压农民和剥削农民的重要工具。

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还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制度，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还兼管一些州、军，叫做支郡。当赵普罢相为河阳节度使时，高保寅知怀州，隶河阳节度使。高保寅旧与赵普有矛盾，受赵普压制，他就乘机上书，要求宋廷罢去节度使领支郡之制。在对藩镇进行“稍夺其权”的斗争中，高保寅的上书正中宋太宗的下怀，很快得到批准，怀州直隶京师，可以直接向宋廷奏事。以后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又告了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状，宋廷派左拾遗李瀚调查。李瀚报告认为，节度使领支郡多遣亲吏掌关市税收，不便于商贾，要求罢领支郡之制，“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廷乃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把相当于今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等地节度使所辖支郡统统取消，改为直隶州。这使北方长期以来节度使专权跋扈之局大为改观。

州的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的长官称为“知府”。自宋平湖南，南方开始设直隶州的同时，也陆续设立州通判一职，以后又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制度。开始阶段，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根据开宝三年（970年）规定，每州按户数多少，除长官外，曹官有所不同。满二万户者，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三人。不满二万户者，有录事、司法（兼司户）。不满一万户者，有司法、司户（兼录事）。不满五千户者，只有司户（兼录事、司法）。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事”（简称“知县”）。另有主簿和尉，亦按县内户口多少而不同。开宝三年规定：一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尉；二百户以下的县，只有主簿（兼令、尉事）。

主簿职管户口钱粮。县尉则维持封建治安，是执行镇压职能的。宋初，为了打击藩镇的不法活动，临时派遣常参官（又称朝官），到藩镇所辖属县去任职。五代以来，节度使以亲随为镇将，主要行使县尉的职权，他们依仗权势，“与县令抗礼”，遇有公事，可以“专达于州”，结果使“县吏失职”。县尉设置后，镇将职权范围只限于郭内（县城），不及乡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下令禁止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用本州牙吏代之，也有”宣补”（中央委派）的。这样一来，把过去节度使在县级的各种关系割断，宋的各级地方机构逐步完备起来。

三、集中财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史书记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至宋初，“犹循旧制”。如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天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在藩镇的节度使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强者，辄怀跋扈之志”。由此可见，宋初藩镇力量较强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的。

乾德二年（964年），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下令，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原来送到京师的税物，归于三司掌管的左藏库。平定荆湘、川蜀之后，宋的财政充裕了，另在内廷讲武殿后别为内库，贮藏三司每年的财政节余，号为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握。赵匡胤原计画将此作为赎买燕云的费用，后来成了皇家的私物，一直舍不得动用，直到北宋末为金兵所占有。

宋王朝地方行政逐渐完备之后，转运使、通判、主簿，把地方财政统一起来。原来，藩镇派亲吏收税，往往加大量器，“公取余羡”。宋初通过行政和财政的不断整顿，这种情况慢慢取消了。当然，这和收兵权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五代以来，藩镇多遣亲吏到京师或沿途各地进行回图贩易，所过免征税钱，享有特权，控制着一部分重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增加，势力也就扩大起来，有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也上千人。宋初，“大功臣”数十家，“犹袭旧风”。宋太宗即位以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样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另外，所在场院，派京官监临，不许节度使的部曲主持。其结果，“利归公上（指宋中央官府），而外权削矣”。

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雍熙二年（985年）时，宋太宗高兴地对比了前后的变化情况，认为：后晋和后汉时，“外则侯伯（藩镇）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百姓未纳王租，先遭率敛，县中官吏，岁有年常之求，镇将人员，时为乞索之局，乡胥里长，更迭往来，嗷嗷蒸民，何所告愬！……一近年来，颇革此弊”。这时，在朝廷是“财力雄富”，在地方则“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事实清楚说明，所谓“制其钱谷”，就是宋廷同藩镇等地方官争夺对农民剥削权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农民。宋廷真正关心的是要农民先交“王租”（税收），不让藩镇加以破坏，以巩固宋的统治。但在对农民的剥削方面，较之五代时取民无节的情况相比，毕竟有所好转。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常，虽然开科不少，但取人不多。有识之士，不乐于仕途，乃隐居山林。直到北宋建国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仍是采取观望态度的。

赵匡胤即位之初，在解决统一和集权的问题时，即注意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开科取士，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为稳固宋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宋之科举，科目很多，“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除武举梢晚，其他各科均在北宋之初已恢复起来。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八人或十余人。开宝三年（970年），川蜀、荆湖已入宋的版图之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查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出身，称为“特奏名”。这种以皇帝特恩名义录取是宋代科举制中的一项新的内容，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

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在考试中，考官李昉作弊的事件被揭露以后，赵匡胤召见了落第者三○六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令殿中侍御史李莹为考官，“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这种办法称为“殿试”，自唐代武则天偶而实行外，自此乃为常例。赵匡胤高兴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开宝八年之后，殿试进一步加强，省试的名次不算最后定案，而必须由殿试来确定考试的优劣，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宋太宗时，任用大批文官以代替原来的武官，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因此，科举取士的数目为增加，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每次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诸科八、九百人，使宋朝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

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宋初以后还采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如唐五代以来，知贡举的考官在考试时，允许近要大臣举荐某某人，称为“公荐”。这种办法使官僚之间的亲朋请托、贿赂等风盛行，考官取舍时也就高下其手。料举易于为权贵所把持。考生中举之后，感恩于考官，称之为恩师或门师，自称之为门生。新老官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门生故吏的宗派关系。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以后，坚决去掉了“公荐”及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从属关系。另外，唐以来的科举中，还规定考生可以将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先送礼部，以便了解情况，称为“纳公卷”。其本来用意是作为考试选拔时的参考，以免只凭一次考试而决定考生命运，想从多方面考查考生的实际水平。但这一办法又有弊病，考生在事前往往假他人之手代作，礼部录取时也以此而私所亲。宋廷在罢“公荐”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考试实践，才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消取“公卷”制，使试卷成为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

此外，北宋科举中创立的“糊名”、“誊录”等法，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原来，考生的试卷上，所写姓名、籍贯，考官都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要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实行之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糊名考试法逐步推广到省试、州试以及其他考试中，使考试制度日趋缜密完备。在糊名之后，为了不使考宫辨认考生字迹及拆换卷首等弊病，又创誊录试卷法，即将考生试卷先派人誊抄一遍，再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科举中糊名、誊录的推行，考官作弊非常困难，欧阳修称之云：“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为地主阶级选拔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上所述，宋初的几十年间，科学制显示了较强的优越性，人才辈出。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尽管科举制度在实行中仍有许多新的弊病，但在北宋初年为宋廷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之，宋王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及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统一（虽未全部完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随意决定的。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农民阶级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支持战争的物资，长途跋涉的运输，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少战斗中，民工们甚至走在军队的前边，如焚毁南汉军队的营栅，直接参加了战斗。尤其在宋军为收复燕云的战斗中，人民群众表现得非常勇敢，积极应募参战，给宋军以大力支援，这都说明人民群众是统一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等人，在这一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赵匡胤从来就没有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赵光义在两次对辽作战后，不敢再提北伐，放弃了统一燕云的计画，而赵普则根本没有统一燕云的打算。这些都表明他们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时代局限性。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活动，是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农民阶级反抗的。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割据因素。同时，也对历史上大臣、外戚、宦官、后妃专权的弊病有所注意，适当加以限止，这对保证专制集权、巩固统一、安定局面，都是必要的，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斯大林说得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它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我国秦、汉、隋、唐和北宋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宋代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但不可否认，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它自身产生的许多弊病，对历史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为了集权，宋建立了一套“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冗官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低，士凤因之萎靡不振。

在集权中，由于皇帝对臣僚猜忌太深，防范太甚，官员互相牵制，不能专权，也不能专事。王夫之曾说：“宋自雍熙（太宗年号）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讦漠，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宋太宗以后诸帝，对已经矫枉过正的东西不能适可而止，相反“奉为成法，人士视为故事”，最后积重难返。宋初以后，国力不强，武功不兴，正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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